王曉民臥病十九年，引起了我們社會上討論「安樂死」的熱潮。同時「植物人」這三個字也時常出現了。
其實王曉民並不是所謂的「植物人」。根據接觸過王曉民的父母親，知道王曉民及他父母實際情況的李明慧先生，他刊登在益世雜誌二十九期，題為「王曉民沉默的震撼」一文中所說的，在一天之中，王曉民有大部分的時間，是睜開雙眼「醒」著的。在父母悉心照顧之下，她的面龐紅潤，皮膚細緻。對善意的訪客，或美妙的音樂，會咧嘴而笑；身體不舒適時，會皺眉撇嘴表示痛苦；不如意時，甚至會翻臉怒目。她的房間內，沒有所謂的「呼吸器」，只有抽痰器。每天的三餐是靠胃管進食，但是她也能吞嚥飲料，牙齒強硬有力，能夠緊咬不放。如果與她接觸久了，你一定會同意他父母的看法，在醫學上也同樣可以證明，王曉民現在並不是所謂的「植物人」。可見王曉民並不是「非人」，也不一定要「受死」。
並且，王母提出「安樂死」的要求，也不一定真的需要這樣的法律。關信基教授在「愛與希望」一文中說：
「王母自己要曉民安樂死去大概不太難吧！不給他抽痰，不給她藥吃，不就成了嗎？甚至不必刻意去做，只需自己無意地多睡一會兒，疏於照顧也就得了。」（益世雜誌二十九期）
可是他們並沒有這麼做，卻「迂迴」的找立法院、找人權協會去申請，這是為了甚麼？很簡單，就是為了「愛」。他們太愛王曉民了，即使她不言不語，終年躺在床上，依賴他們辛苦的照顧而活，他們也不忍心「動手」去「殺死」她。既然這麼愛，現在為甚麼又要提出「安樂死」的要求呢？因為他們感覺到自己力量的渺小，又深恐自己在衰老及百年之後，無法照顧她，於是「王母將現實的痛楚交給社會，希望社會分擔」（聯合月刊池宗憲先生說）。因此我敢肯定，即使有了「安樂死」的法律依據，王母也絕對不會輕易讓曉民「安樂死」的。
中國古來便有「人命關天」、「人死為大」的觀念，認定了生命的神聖和偉大。如果要死也要「死得壯烈」「重於泰山」才行。中國人從來不鼓勵別人「視生命如草芥」，一個人即使快死了，總要盡力挽回他的生命，不管他是否有「非死不可」的理由。中國人認為死就是死，沒有「痛苦的死」和「快樂的死」的區別。基本上死就是一種痛苦。因此「安樂死」的觀念，不適合中國的國情。「好死不如歹活」「螻蟻尚且貪生，況為人乎」，在在都說明了中國人重生死的古老傳統，不是幾十年的西洋潮流所能改變的。這也是我以為王母要求「安樂死」，並不是真正需要「安樂死」的重要原因。
如果真的制定「安樂死」的法律，那麼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？由誰來決定？又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了。有人說，凡是所謂的「植物人」，也就是沒有意識的人，都應當給予「安樂死」。這個建議似乎合理可行；問題是「植物人」「沒有意識」的定義，無法像數學那麼明確。數學上的「零」，有時候指的是「極少到接近零」，並非「完全的沒有」。這樣看來，「沒有意識」是幾乎不可能存在的（除非是已經死亡了的人），只要還有一點點的生命現象存在，在日新月異的醫療科學，及層出不窮的「生命奇蹟」下，誰都不敢肯定哪一個所謂的「植物人」，在將來的某時，不會恢復成為常人。如此一來，家屬、醫生、法官，誰也不能作「安樂死」的決定了。因為誰都無法承受萬一判斷錯誤的後果。
退一步說，醫生可以以他現有的專業知識，下達病人「安樂死」的決定，問題是該由誰來執行？有人可能會答，當然由醫生來執行。不錯，「安樂死」也算是一種「醫療」的行為，只有醫生才具有執行的資格。只是自古以來的醫家是救人的，不是害人的，執行「安樂死」的醫生，非但沒有救人，而且不僅僅在害人，更是在殺人了，試問，那一位醫生肯背負這種良心的負擔？外國文化較我們「開化」，並且有「安樂死」的法律或判例依據，執行「安樂死」的醫生，仍然不免有「醫療不當」的控告（見本報四月十三日黃驤譯文），在保守的中國，執行的醫生難道不會有類似的糾葛嗎？
這還沒有牽涉到醫師的水準、操守等問題，如果再考慮這些，「安樂死」的決定和執行，就更為困難而複雜了。
於是，有人提議，我們可以來個「備而不用」，也就是說制定了「安樂死」的法律，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不輕易使用。這又叫人迷糊了。法律是適應現代生活的產物，是因需要而生的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有了某種需要，才來制定某種法律。若是沒有需要，或是「不用」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？再說，法律多半具有強制性，也就是說「凡合乎此規定者，必照此辦理」。現在若制定「安樂死」的法律，是不是說『凡屬「植物人」者，皆須「安樂死」』呢？如果不是，這種法律徒具形式，沒有實際的意義，有等於沒有，不要制定也罷。如果是，法律的「適用對象」的認定，又有如前述的困難，失諸嚴則苛；失諸寬則疏漏，總之難以辦妥，徒然增加執法的困擾而已。到最後，真的是「備而不用」，或「備而不能用」、「不敢用」、「不可用」「無人用」，那麼立法的用意又何在？真是不急之務了。
因此我認為不是一紙「安樂死」的法律就能解決的。因為死不是一了百了。就以王母為例，他要求讓王曉民「安樂死」，真的叫王曉民「安樂死」，王母就能解除負擔嗎？也許她內心無形的痛苦，要比目前有形的辛勞多千萬倍，而且要負載到她自己百年之後。這樣的結局，毋寧是最殘酷的。我不忍見此情況發生，因此我反對制定「安樂死」的法律。是怎麼來的，就讓他怎麼去。自然的生滅，是人間最美的循環。
至於王母的請求，國家及社會大眾不應該視為單純的法律事件，而要當作是社會以及全人類的間題——讓王曉民活下去，直到她自然的死亡——在她「生」的過程中，由國家及社會大眾，從她的父母手中，接過「照顧」她的棒子。立法院要盡速制定「福利法律」，而不是「安樂死」的法律；人權協會要維護她「活」的權利，而不是讓大家有「殺死」她的權利；社會大眾站在「人道」的立場，應該鼓勵任何生命的延續，並且極力促成「福利社會」的達成。如此才是「王曉民事件」的最佳結局。
（七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國語日報四月話題）
原刊《國語日報》〈家庭版〉「四月話題 安樂死」，後收入74年3月10日時報出版，路燈照編著《植物人與安樂死》246-250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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