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體罰」一直是學校裏的一個「問題」；「禁止體罰」也一直是教育主管當局的「政策」。可是「政策」雖一再「三令五申」，「問題」卻仍舊「層出不窮」。到底「問題」的癥結在哪兒呢？
前年聯合報曾載，教育部長在內政部長林洋港（時為臺灣省主席——主管臺灣省政，包括教育）公開贊成對學生「合理體罰」之後，接受記者訪問時，重申禁止教師對學生施行任何形態的體罰之禁令。
所謂「禁止任何形態的體罰」，其含義就是：不管什麼原因，都不能以任何有關身體的處罰，來加諸學生身上。姑不論「體罰」的「官方解釋」為何，我們猜想，朱部長之所以有這種重申的原因約有二端：第一、教師無權體罰學生；第二、體罰的行為曾經普遍的造成具體傷害。
如果說，教師沒有「權利」體罰學生，這一點是很難令人信服的。教師被要求做「經師」兼「人師」來教好學生，負有相當的責任。依照權利義務相等的原則，教師對學生施行刑法「傷害罪」以下的適度體罰，應該被視為合理。教師管教學生的社會責任，早就被期許在父母管教子女的社會責任之上，不幸出了一個問題學生，教師所受的輿論指責不遜於父母，猶有過之。這樣，為什麼父母所施行的體罰是理所當然，而老師就不行？
至於體罰所造成的傷害情形，我們很少看到主管教育機關公佈確切的統計資料，或者委託專門學術單位所做的研究報告，具體的數字不得而知。雖然如此，我們仍然相信體罰可能造成或多或少的意外；只是如果體罰所帶來的效益，或者在他方面能夠減少的傷害，較體罰本身的傷害為大時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讓體罰「適度的存在」？
一個非正式的比較：在還沒有「三令五申」一再禁止體罰以前，不良少年的「數目」很少；越禁止體罰，不良少年越多。當然，我們不敢武斷，禁止體罰是不良少年「多產」的唯一原因，但是這種微妙的社會趨勢，很值得我們深入探討。
根據Piaget的「道德發展二階段論」，人類道德發展分成兩個階段：他律性道德的階段和自律性道德的階段。一般說來，年幼的小孩他律性的成份大，自律性的成份小，所以在犯錯之後，通常必須由成人——父母或老師給予處罰。至於處罰的型態，根據實驗，他們都認為，一個人若犯了規，就應該受到痛苦。任何可以使他感到痛苦的處罰，如：打、罵、取消零用錢，不許玩喜歡的玩具，關禁閉等等，均可施予；而且違規者受苦的程度，必須與他犯規造成的傷害程度成正比。這裏說明了兩件事：第一、體罰並不是罪無可逭的霸道，也不是完全違反教育原理的東西。第二、相反的，體罰在道德教育上，還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如果說，禁止體罰不是為了教學的需要，而是為了迎合某一小部份「眾人」的口味，那又不必了。根據聯合報載，師大教育心理系曾做了一項有關「體罰」的調查，指出：百分之九十一的教師、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長，和百分之八十四的學生，都主張「適度的體罰」；有百分之九十三的教師，和百分之九十二的家長，實際上都使用體罰。這個調查結果顯示兩個事實：第一、體罰實際的存在，表示有其存在的因素。第二、教育部一再的「三令五申」禁正體罰，並沒有發生其應有的效力，表示這個命令有檢討修正的必要。根據歷史的記載，「體罰」在中國教育史上存在了千百年，難道千百年間，都出不了一個「夠力」的政治家來消滅它嗎？假如它真是一種大罪惡的話。
古人有言，令不行不出，就是說，一個法令如果無法執行的時候，就不要隨便的發佈出去。發佈了一項難以執行的命令，除了嚴重的損壞了政府的威信之外，在禁止體罰這件事上，至少還有下列的不良副作用：
第一、不是教師「藐視禁令」繼續體罰，就是教師「嚴格遵守法令」，怕動輒得咎，便將學生放任不管，自顧自的「教書」不「教人」。
第二、既然大多數的教師仍然施行體罰，而顯然的體罰又是「違法」的，那麼這大多數教師所教的大多數學生，必然會慢慢的被教育成「視法令如無物」「說謊」「欺騙」「耍詐」和「陽奉陰違」的雙重人格的國民；因為老師本身就是如此。這是教育法令對國民教育所造成的最嚴重的脫節現象。
第三、在學校與家庭關係上，體罰的禁令也產生了不少的磨擦。「望子成龍」的家長，責怪不體罰的教師管教不夠嚴格；「寶貝兒子」的家長，又責怪教師一些「無傷大雅」的體罰，使教師動輒得咎，影響教學情緒至鉅。到頭來，受害的還不是我們全體？
不知道是哪一位教育部長，在人家抨擊大學聯考制度的時侯，說了一句很漂亮的話。他說：「在還沒有更新更好的方法之前，我們只好維持現狀。」這幾年，在現有的基礎之下，大學聯招的技術和觀念，因此都在不斷的更新和進步。
相同的，也許「適度的體罰」不是好的教育方法，但是既然在理論和實際上都有必要，而且無時無地正在如火如荼的「秘密進行」當中，我們何不也如同大學聯考的現行制度一般，給予其合法的存在（不合法的公開較合法的秘密，其弊尤大），讓大家有加以研究和參與意見的餘地。只有在「是不是可以體罰」的問題可以公開討論之前，「禁止體罰」的問題，才能得到全面的解決。
所以，絕對全面的禁止體罰的命令，至少在目前，有將之限制在若干條件之下的必要。比方說，禁止對學業不佳的現象施予體罰，就顯得較為具體而可行。學生都有個別差異，不必要求聰明才智較差的學生，與聰明才智高的學生齊一水準，是合情合理而且合乎教學原則的。
但是在訓導方面，我們卻不宜有等差的待遇。因為我們的社會，道德和法律標準是相同的，對於犯法的人，法律要將之治罪，為什麼對於犯規的學生，卻不需要處罰？這種雙重標準，無疑的將增加兒童長大以後，在社會上的適應困難，間接的交給了社會上更多的麻煩。
也許，除了體罰，還有更好的方法，如個案研究、諮商輔導等。但是這些都必須先加以比較、考量之後，才能獲致答案的。而這些，也都不是光說一說，或關起門來討論，甚至於只是一紙禁令就能得來；而必須公開的、坦誠的坐下來，心平氣和的檢討、評估，抓出問題的癥結所在，對症下藥。這樣才能有期於體罰的「問題」，真正從我們教育史中剔除的一日。
刊「益世」第34期51-5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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