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理學上，「適應」的解釋有兩種：一種是「改變環境以適應自己」的積極方式；一種是「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」的消極方式。
農業社會時代，生活的步調是緩慢的。田裏的農事有一定的節氣來安排，播種以後要灌溉、施肥、除草，慢慢照顧等待作物逐漸長成；收穫時期的短暫忙碌以後，又是漫長的農閒。又因為播、收的時候，需要大量的勞力，農業社會時代的家庭，多半三代同堂、甚至五代同堂，家裏隨時有人，老的、壯的、小的，濟濟一堂。通常是壯的來照顧老小；農忙時期，壯的下田去，家裏仍有老一輩的可以照顧小的。所以這種環境中，是沒有所謂「鑰匙兒」的問題的。
隨著工商時代的來臨，人們的作息步調緊張。當大人在忙碌的十字路口衝刺的時候，他們那些被遺忘在「緊張」和「速度」之外的兒女，便可能被迫浪蕩在另一個十字街頭。為了避免「交通阻塞」或「發生車禍」，所謂「鑰匙兒」就此產生。
可見「鑰匙兒」的產生，不是一時一刻或某處某地的問題，而是一件龐大而且複雜的社會問題（問題也許太嚴重了－點，說「現象」還差不多）。有人可能要反對，說「鑰匙兒」的產生是「其來有自」，但是要說它是一種「普遍」的現象，那可就有點兒「明人說瞎話」了。不錯，目前「鑰匙兒」的問題似乎是都市比較嚴重，鄉下並不多見。但是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二十年前，在都市也看不到「鑰匙兒」，甚至連這個名詞都沒聽說過；照這樣下去，誰敢擔保二十年後，鄉下的「鑰匙兒」問題，不會像今天困擾著都市的父母一般，也讓鄉下的父母「憂心如焚」？
這是一個「大勢所趨」的潮流，是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結果，我們應該除了要「適應」以外，也要「正視」它的嚴重性。
這一個月，在本版看過許多有心人的高見，大部分的人主張盡量減少「鑰匙兒」的人口；另一部分人主張消除「鑰匙兒」。我以為這些主張都是辦不到的。試想：如果你能夠不提心吊膽的讓子女單獨掛著鑰匙，自己開門回家，你會這樣「訓練」，而且是「長期的訓練」他嗎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因此我的主張是『利用國家和社會的資源，「消化、吸收鑰匙兒」，讓這種現象成為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。消除一切所謂「鑰匙兒」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』。這就是「正視」，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一種「適應」，一種消極的適應社會變遷所造成的結果。因為就目前的情形看，我們無力，也沒有必要改變這個現象。
就好像最近社會上出現了「產婦坐月子中心」、「學生啃書中心」，是因應這個社會變遷一樣的道理，我們應該積極的成立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，來消化、吸收「鑰匙兒」所產生的困擾。因為這是多數的、一般的現象（包括目前的都市及將來的鄉下），所以國家不能置身事外。如果不能由中央主管機關直接來設立、管理這樣的機構，至少在中央政府兒童福利部門，應該有類似的組織，負責擬定法規，督導各級政府或有關機關，積極而持續的做這個工作。
如果政府力有未逮，那麼政府可以明令鼓勵私人或團體、社團來做。上述的產婦、啃書中心，都是私人辦理的。他們只不過是一種商業行為，政府並沒有輔導、補助，據說還頗受歡迎；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若經由政府的獎勵、倡導，前途應該是光明的。何況這是利己利人的行為，必有許多人願意投資效力的。
最近這些年，政府在發展社區建設上頗具成效，幾乎每個村里都有社區的組織，成為一種更親切的地方自治團體。這種團體純粹是「地緣」的結合，如果以這種團體來創辦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，正應了一句「遠親不如近鄰」的俗語，是最好不過的了。社區原就是社會福利工作的基礎據點，如果能夠派駐學有專長、合格的社會工作員來作輔導的工作，社區的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，就是最理想的一個設置。
另外，可以考慮設立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的地方是父母的工作單位，不過這有許多限制，像同一單位的「鑰匙兒」有相當的數量，工作地與居住地相同或相近，工作單位有適當的配合等等．都不大容易恰到好處，所以只能做為參考。
最後一個是學校，像已實施的小學課後輔導；這是不得已的考慮。小孩放了學就應該回家，家裏沒有人在，暫時留在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是一種權宜。如果學校就是「鑰匙兒收容中心」，那麼「放學」等於「沒有回家」，「回家」等於「留在學校」，不管在情趣或兒童的心理上，都會難以適應。我們希望「鑰匙兒」放學後有地方去，但是不希望留在學校，他們原本就是為了離開學校才成為「鑰匙兒」的，不必再為了這種不必要的『消除「鑰匙兒」』的作為，使學校勉為其難。何況「課後留校輔導」所造成的弊病，已經在教育部宣布「暫停國中一二年級課後輔導」的命令，顯露無遺了。
所謂「消除」或「減少」「鑰匙兒」，是不大可能的，上述「收容中心」的功用，只在縮短「鑰匙兒」單獨在家的時間，提供他們一個正當的課後休閒（或讀書）的場所，避免他們浪蕩街頭，製造事端而已。如此一來，「鑰匙兒」仍然是「鑰匙兒」。只是那樣的「鑰匙兒」是健康的，大家不必再為他們擔心。而他們也能跟「非鑰匙兒」一樣，高高興與的上學，快快樂樂的回家。那時候，便不會再有所謂「鑰匙兒問題」了。
刊72年3月29日《國語日報》〈家庭版〉「三月話題 鑰匙兒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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